阴阳五行学之历史脉络与发展
在阴阳与五行逐步融合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阴阳五行学方面的集大成者，他们为弘扬和丰富阴阳五行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使之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基础和精神财富。阴阳五行学说肇始于史伯，成形于春秋时期的管仲及其弟子，发展于战国时期的邹衍，经过汉初陆贾、贾谊的创新，中经董仲舒的完善与构建，最后由刘向全面总结与应用，从而形成了阴阳五行思想体系。因此，笔者以当今学者的考证，按照阴阳五行思想的历史脉络进行了梳理和总结。
1.《管子》的阴阳五行学说简述
管仲是春秋时期齐国的政治家、思想家。管仲及管仲学派的著述总集，内容涉及政治、军事、道德、社会等诸多领域a其中，《管子》一书首次将阴阳五行思想引人到社会领域，并开始把阴阳五行应用到人事上来。在《管子》一书中，五行说已经同阴阳说“合流”了，并真正地结束了长期分离的状态，使阴阳五行学说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与理论层面。
《揆度》中阴阳与五行的关系比《宙合》、《七臣七主》中更进了一步。其文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什么是“事名二”呢？“天策阳也，壤策阴也，此谓事名二。”什么是“正名五”？“权也、衡也、规也、矩也、准也，此谓正名五。其在色者，青黄赤白黑也。其在声者，宫商角徴羽也。其在味者，辛酸咸苦甘也。”“天策阳，壤策阴”是阐明阴阳乃天地之道。“正名五”以权、衡、规、矩、准为“五正”，并使之与五色、五声、五味相配，这是典型的五行家的思想方法，这更是把阴阳与五行并列在一起，此“二、五”虽未明说即是阴阳和五行，但显然是取阴阳与五行之数。
《管子•禁藏》已经不满足于阴阳与五行的并行，开始尝试着将两种学说融合为一体。其文曰：“当春三月，钻燧易火，抒井易水……发五正，赦薄罪，出拘民，解仇雠，所以建时功施生谷也。夏赏五德，满爵禄，迁官位，礼孝悌，复贤力，所以劝功也。秋行五刑，诛大罪，所以禁淫邪，止盗贼。冬收五藏，最万物，所以内作民也。四时事备，而民功百倍矣。”这段话虽仍局限于阴阳家的四时教令，但其“春发五正”、“夏赏五德”、“秋行五行”、“冬收五藏”的提法，用五行之数来规划四时的做法，却是从未有过的创新之举。
《四时》篇更是明确指出：“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刑德者，四时之合也”，“阳为德，阴为刑”，“春赢育，复养长，秋聚收，冬闭藏”，“刑德合于时则生福”，“务时而寄政”。否则“做事不成，必有大殃”，“诡则生祸”。《四时》中的阴阳时令，是通过五行方位的形式或途径贯彻到每一个季节中去的。全文按五行相生相克的顺序分为东南中西北五个部分，每一部分均冠以“春行冬政，素；行秋政，霜；行夏政，阉”等瞀句，然后分别配以相应的色、味、声、数等五行条目，五个部分各居一定方位，构成了一幅完整的“玄宫图”。而《五行》篇先论“通乎阳气，所以事天也”，“通乎阴气，所以事地也”，“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的阴阳理论，再按五行相生之序，分一年为“甲子木行御”、“丙子火行御”、“戊子土行御”、“庚子金行御”和“壬子水行御”五段，分别叙述该时节宜行之事和禁忌之事。在上述这几篇中，与五行相配的条目就出现了五方、五时、五味、五声、五后、五虫等之多，足见阴阳与五行合流后发展之迅速。
《幼官》、《四时》、《五行》、《轻重己》等一组文章融阴阳与五行为—体，呈现了一幅以阴阳说为精神实质，以五行说为表现形式的阴阳五行图式，标志着阴阳说与五行说的合流。
2.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简述
邹衍是战国时期阴阳家的代表人物，他综合了阴阳说与五行说，根据五行相生相胜说，把五行的属性释为“五德”，创立了“五德终始说”，并以此来预测历代王朝兴衰的规律，后来则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用做新兴王朝建立合法的根据。
邹衍作为阴阳五行思想的集大成者，不仅彻底地完成了原始阴阳、五行思想向神学的过渡，而且还上升到了世界观的髙度。他建立了一个庞大的阴阳五行思想体系，并与当时的儒、墨、道、法等诸子鼎立，成为了一个独特的学派“显学”。其实，邹衍的阴阳五行思想包括五德终始说的历史观、以小推大的认识论和大小九州的地理观。按照邹衍的说法，帝王是受上天监护的，在这里，监护有两层含义：一是君主的行为要受上天的监督，君主的行为如果受到上天赞许的话，上天就会示祥瑞；如果受到上天反对的话，上天就会示灾异。二是君主要受上天的保护，君主受命于天，因此君主的权力神圣不可侵犯。自此以后，显学便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并形成了重要的历史传统。《汉书•艺文志》载有《邹子》49篇，《邹子终始》56篇，可惜这些著作均已亡佚，现在只能从他书所引用的只言片语以及《吕氏春秋》的某些文章中整理出它的如下思想：其一，五行生克论。生克，即相生相克。相生，指的是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生”有生产和促进两层意思。如水能促进木的生长，木的摩擦能产生火等。相克，指的是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即水能灭火，火能溶化金属，金属刀具能砍削树木等。邹衍的五行生克论是对春秋时期史墨等人的“火胜金”、“水胜火”观点的全面发展，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然界的某些规律，如水生木，水克火，火克金等。其二，五德终始论是邹衍的代表思想。五德，指金、木、水、火、土的各自特性，这个理论是将五行相克的学说与王朝的更替联系起来，认为每个王朝都与五行中的某一个相对应，王朝间更替的次序都是按五行相克的规律进行的。邹衍认为，每个朝代兴起之前，自然界都会出现某种奇特的现象，即先兆征象，此征象还暗示着此王朝属于五行中的哪一个。如黄帝时，“土”中出现“大大”，这是黄帝将兴的征兆，同时还暗示黄帝在五行中属于“土”德。与“土”相对应的颜色是“黄色”’故称“黄”帝，以“黄”为主色。
3.陆贾的阴阳五行学说介绍
陆贾，楚人，汉初思想家、政治家，著有《楚汉春秋》和《新语》等。他提出“宇宙万物都是天地相承、气感相应而成者”，他的思想为“承天诛恶”和天人感应。后人称《新语》开启了贾谊、董仲舒的思想，成为汉代确立儒家思想统治地位的先声。
陆贾在《新语》的第一篇《道荃》中说：“（天）张日月，列星辰，序四时，调阴阳，布气治性，次置五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阳生雷电，阴成雪霜，养育群生，一茂一亡。润之以风雨，曝之以口光，温之以节气，降之以殒霜，位之以众星，制之以斗衡，苞之以六合，罗之以纪纲，改之以灾变，告之以祯祥，动之以生杀，悟之以文章……天地之数，斯命之象也……八宿并列，各有所主，万端异路，千法异形……分之以度，纪之以节，星不昼见，日不夜照，雷不冬发，霜不复降。臣不凌君，则阴不侵阳。盛夏不辑，隆冬不霜，黑气苞日，彗星扬光，虹宽冬见，蛰虫夏藏，荧惑乱宿，众星失行，圣人因天变而正其失，理其端而正其本。”
4.贾谊的阴阳五行学说简述
贾谊是西汉初年著名的政论家、文学家，著有《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吊屈原赋》、《鹏鸟赋》等。《新书•耳痹》中有“目见正而口言枉则害，阳言吉错之民而凶则败，倍道则死，障光则晦，诬神而逆人则天必败其事”。在其著名的《鹏鸟赋》中，贾谊更是生动而完整地勾画出一幅阴阳五行占据主导地位的自然界：“万物回薄兮，振荡相转。云蒸雨降兮，纠错相纷。大钧播物兮，坱轧无限。天不可预虑兮，道不可预谋。迟速有命兮，焉识其时。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兮，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则？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但是贾谊对阴阳五行说的解释还存在着许多牵强附会之处。所以说，汉代的阴阳五行学的哲学改造到《淮南子》时才初步完成。《淮南子•天文训》曾明确地说：“道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为阴阳。阴阳和而万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细玩文义，一气的分化过程就是天地生成的过程。一气生成宇宙，然后分为阴阳二气，形成天地，二气和合，又化生出万物。
5.董仲舒的阴阳五行学说简述
莆仲舒是汉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他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的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基本上完成了对西汉阴阳五行思想框架的建构。董仲舒在《春秋繁藤》中对阴阳五行的大义进行了深人的研究，实现了阴阳与五行更明显、更密切的结合。
董仲舒发展了阴阳五行思想，并把天与人的关系，伦理道德与天的关系更具体化，将儒学与阴阳五行说与专制体制相整合，创造出一套“天人感应”的理论，专门为帝王服务。
总结董仲舒的阴阳五行思想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五行非物。
首先，他认为五行是天道的表现方式，所谓“辨五行之本末顺逆，小大广狭，所以观天道也”（《天地阴阳》）。这里的“五行”指的是气化流行的五种形态。
其次，他把金木水火土分别当做“外”于物的宇宙原始状态的一部分（实际上是指“神”）。他说：“天有十端，十端而止已。天为一端，地为一端，阴为一端，阳为一端，火为一端，金为一端，木为一端，水为一端，土为一端，人为一端。凡十端而毕。”
第三，他把五行当做“天地之气”的五种运动形态，而其中的内容则是儒家道德。他说：“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
二是五行之神。
董仲舒以“五行”代替“神灵”并非偶然。他本来就视五行为一组神灵，而且是最基本的神灵，是战国至秦汉年间通行的看法，如《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称：“故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实列受氏姓，封为上公，祀为贵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勾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莨仲舒认为：“天者，百神之大君也。”而金木水火土便是大君统帅的百神当中的五个。
三是五行者，五官也。
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理论体系把神界的五行不仅推向了人界的道德领域，更深入到了政治领域，即落实到施政者，所谓：“列官置史，必以其能，若五行。”“官职之事，五行之义也。”因此他提出：“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间相胜也。故为治，逆之则乱，顺之则治。”他把金、木、水、火、土分别对应司农、司马、司营、司徒、司寇五种周代官职。
四是五行为天人相感的中介。
关于天感人，董仲舒认为，人君如果顺五行之性，勉力于人事，行仁政，任贤使能，守制循礼，居安思危而国防常备不懈，敬奉神灵且法纪严明，赏罚得当，则天下太平，天使祥瑞频至；人君如果逆五行之性，所为与前述完全相反，则天下大乱，天令灾异屡现。
关于人感天，董氏认为，如果五行失序或失常，则必现怪异天象，如植物“春凋秋荣”，气候“冬温夏寒”，“大风至，五谷伤”之类。此时观察人界，必见乱世之象，应立即采取措施，以塞乱源，否则必使天下大乱等。
董仲舒推阴阳灾异，认为灾害怪异的出现皆由君主的乖戾造成，他说：“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度，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而到刘向时，他已经发展为把造成灾害怪异出现的责任归咎于权臣、外戚或宦官，而不是君主了。“汉元帝永光四年六月，孝宣杜陵园东闪南方灾。……刘向以为园陵小于朝廷，殉在司马门中，内臣石显之象也。孝宣，亲而贵；闪，法令所从出也。天戒若曰：去法令，内臣亲而贵者必为国害。”另记“汉成帝始建元年八月，艇漏未尽三刻，有两月重见……刘向以为君舒缓则臣骄慢，故日行迟而月行疾也。仄惫者不进之意，君肃急则臣恐惧，故日行疾而月行迟，不敢迫近君也。不舒不急，以正失之者，食朔日等”。
6.刘向等的阴阳五行学说简述
在宜扬与发展阴阳五行理论的儒者当中，刘向功不可没。刘向是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他吸收、融合了西汉诸家的天人之学，使汉代阴阳五行理论更加细致、周详。如果说董仲舒完成的是阴阳五行论的基本梢神和框架的建构的话，那么刘向则是把阴阳五行学说进一步工具化、具体化，并将其运用到现实的政治斗争中去。据载，秦始皇八年，见河中鱼逆流而上，在古人看来，这是不吉利现象，刘向认为天下将有民乱发生，果不其然，当秦王弟长安君率领军队攻打赵国，士兵在屯留造反，结果他手下的军官都被杀死，那里的百姓被迁往临洮……当时认为，鱼预示着民象，所以逆流而上，必有逆乱发生。见《秦始皇本纪》。
刘向还认为符瑞、灾异的产生完全取决于气的调和与乖戾，“夫乘权藉势之人，子弟鳞集于朝，羽興阴附者众，辐辏于前，毁誉将必用，以终乖离之咎。是以日月无光，雪霜夏陨，海水沸出，陵谷易处，列星失行，皆怨气之所致也”。另载“臣闻舜命九官，济济相让，和之至也。众贤和于朝，则万物和于野……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来也。诸侯和于下，天应报于上。《齐诗》大讲五际，“五际，卯、酉、午、戌、亥也。阴阳终始际会之岁，于此则有变改之政也”。另外他还认为阴阳变化是政治动荡的先兆。他还把“六情”即人的好、恶、喜、怒、哀、乐与上下四方及十二律相配，宣扬时日忌讳的神学。
自董氏以后的阴阳五行思想又被夏侯始昌、夏侯胜、魏相、孟喜、京房、李寻等人所传承。